偏爱粤剧。到了晚年，蒋介石也特别喜欢和孙子、曾孙一起戏耍，宜享天伦之乐。同时，他对戏剧也颇有兴致。1956年蒋介石70岁寿诞时，适有香港粤剧界艺人白玉堂组团来台“祝寿”。蒋早年在广州多日，对粤语比较了解。当白玉堂等上演剧目时，白玉堂饰演薛仁贵，演得非常卖力。但白玉堂怕蒋听不懂粤语，改用普通话，但稍不留意又走了腔。有人到后台传话说：“蒋公对粤语能听懂百分之百，不必用普通话，以免弄巧成拙”。白玉堂听后如释重负，拿出平生所学为蒋表演，深受蒋介石的赞许。

　　蒋介石不仅喜爱粤剧，更喜欢听评剧，但据蒋的部下说，蒋到台湾后从来没有听过评剧，蒋介石曾说：“不回大陆，不看评剧”。

　　其实，早在大陆30年代，他就非常推崇王阳明。他所鼓吹的“力行”哲学，就是对王阳明的“知行合一”与孙中山的“知难行易”思想的演绎和曲解。他到台湾之后，又将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以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与此同时，他又在草山创立了“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就此点而言，是当年“力行”哲学的翻版。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还让蒋经国多多从事对王阳明哲学的研究。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生日。14日，蒋介石从日月潭给他寄来的一封信称：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0辑第603—604页。

　　蒋介石写这封信的目的，就是要教会蒋经国用什么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复国”的使命。蒋经国不愧是蒋介石的儿子，他对父亲的良苦用心心领神会，他说：

　　“父亲对王学的研究，进而发为事功，重要的是贯彻了行的道理。特别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和国父知难行易学说发明贯通，说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学说，是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不唯不相反，而且是相辅而行的，亦唯有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才能实现知难行易的学说”。《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0辑第601页。

　　与他父亲不同的是，他不是把“反共复国”放在第一位，而是吸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强调“实践”、“向下扎根”，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领袖。

　　在蒋经国眼中，他的父亲是个“领袖”、“严师”、“慈父”，没有人比他更“伟大”。在蒋介石病逝前，他曾发表过《风雨中的宁静》、《我的父亲》等文。蒋介石病逝后，他又发表了《守父灵一月记》、《难忘的一年》、《梅台思亲》、《领袖慈父严师》、《其介如山》、《风木孝思》、《思亲励志报国》、《10月有感》、《沉思于慈湖之畔》、《回顾苦难而充满希望的5年》、《7年的思慕和信念》等文，以示纪念。在蒋经国的笔下，蒋介石超过了历代有作为的君主。

　　1975年4月21日，蒋介石病逝半月后，蒋经国在日记中写道：

　　“深夜坐于灵堂，想起父亲待儿慈而亦严，爱之教之无微不至。尤其25年前撤离大陆之时，日夜相处，共冒危险，出生入死，同受毁谤，遭受侮辱攻击，父亲为贯彻反共救国之职志，一心一意为挽回危局而东奔西走，对种种污蔑视若无睹。”《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29页。

　　蒋经国上述言论显然是不实和吹捧之词。谁都知晓，蒋介石在反省大陆失败原因时，始终为其错误进行辩护。他为了维持蒋家小朝廷，不惜打击为他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臣、爱将，以传位于子，说“无私无我”太过阿谀。

　　蒋经国在“思亲亭”。

　　“父亲逝世，吾妻悲痛异常，日夜痛苦，几已成疾，颇为之忧。父亲逝世之夜，吾妻曾吻父亲之额以哀永别。犹忆当妻归国拜见父母之后，曾对余言：‘余幼年即丧父母，而由胞姊养大成人，今来归蒋氏，必视君之父母为我之父母。’此言相隔已有38年，吾妻如此言之，即如此行之，可谓尽孝矣。妻50岁生日，父亲曾亲书‘贤良慈孝’赠之以作纪念，妻视为至宝，除保留原件外，并托人将此四字刻之于石，置于室中。去年春节，父母双亲曾与妻摄影留念。此一照片亦置于房中。父亲逝世之次日，余见妻曾对石刻哭不成声。余独自守灵于慈湖，时与家中病妻为念。吾父慈祥为怀，最重人情，但一生辛苦，唯为儿者知之最深。”《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9辑第633页、第10辑第563—564页。

　　1976年3月8日，蒋经国在《梅台思亲》一文中，将孙中山先生与蒋介石并称为“两位时代革命伟人。”他说：

　　“从历史看，国父和领袖实在是为中华民族这一民族这一时代而生的承先启后的革命伟人”。他们“都是来自农村，都是以毕生之力，谋求国民生活的安足而且也都是以伟大的革命人格，引领着照耀着我们，来创造理想的人生”。“国父思想可说突破时代的，而领袖革命的反共的远见睿智和坚毅，尤为同时代的人所不能及。”《蒋总统经国先生言论著述汇编》第10辑第563—564页。